用犯罪心理学分析震惊中外的“鲁荣渔惨案”

• 但即使我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的状态维持了足足一年多，到最后还是发现，犯罪心理学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对它的理解却只是九牛一毛。

  今天，我就用自己掌握的这九牛一毛，来分析一下“鲁荣渔2682惨案”吧。

  先来说说什么是犯罪心理学？

  犯罪心理学（Criminal Psychology）是一门研究犯人的意志、思想、意图及反应的学科，主要深入研究有关“是什么导致人犯罪”的问题，也包含人犯罪后在逃跑中或在法庭上的反应。

  掌握犯罪心理学，可以更迅速地抓到罪犯、更容易突破他的内心防线，更快地找到真相。

  而且，犯罪心理学专家也可以作为证人，以帮助法庭了解犯人的心理。

  正因为犯罪心理学如此重要，所以成为了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比如小谢）必须要掌握的学问，而且还吸引了一大批爱好者（比如我）。

  俗话说得好：“满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

  也只有像我这种一知半解的才会专门写文章来分析案例，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我研究过犯罪心理学。

  而像小谢和张警官那样的专家，只会将理论付诸于实践，从来不会拿出来显摆。

  闲话少说，正式分析一下“鲁荣渔2682号惨案”。

  一，事件起因。

  除了一些精神病患者或者变态杀人狂杀人是没有理由的之外，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会有一个起因，“鲁荣渔2682”号惨案自然也不例外。

  惨案的起因，是因为劳动报酬的纠纷。

  按照船员们的理解，合同约定非常清楚：工作两年，保底收入每年4.5万元，两年就是9万元。另外加每吨400元的提成，收入相当可观。

  但船长李承权却说船员们理解错了，合同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钓到一条鱿鱼，那么每人给保底工资4.5万元。前提是“如果没有钓到鱿鱼”。如果钓到鱿鱼，计算方法是另一种：每人每月给1000元工资，这笔钱已经按月打给了每人的家属，另外加400元每吨的奖金。

  船员们惊怒地发现，按照船长的算法，他们的收入低得可怜！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收入不说，如果算上在船上赊欠的吃用，别说赚钱，回去还要倒贴钱给公司。

  就因为这个“极为不公平的劳动报酬”导致船员们人心浮动，没有工作下去的意愿，想着中止劳动合同早点回家。

  但船长李承权却不同意，于是，包括主犯刘贵夺在内的几个船员有了劫持船只返航的想法，并很快辅助了实施。

  在这个时候，包括提出计划的包德和组织者刘贵夺在内，很可能没有人意识到自己在犯罪。

  他们策划劫船有个自我合理化过程，也就是认为责任在船长，是船长提出的不合理劳动分配方案才导致他们劫持船只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想法还只是“返航”。

  （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劫持船只是在犯罪，也不认为回去之后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才无所顾忌地要求“返航”。）

  “你违反合同在先，我们无法接受你提出的条件，所以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强迫你返航，这是合理合法的”，相信当时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这样的想法。

  换而言之，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迫不得已，并自认为有理并通过否认自身责任、强调对方过错等方式作出了犯罪决策。

  这个时候，参加者没有什么罪恶感，在动机层面是出于生理、自尊、以及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

  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刘贵夺、包德劫持了船长，被厨师长夏琦勇发现后，姜晓龙持刀将其捅倒在地，并持棍击打，对其继续加害，最后将其抛入海中为止。

  夏琦勇的死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犯罪者而言，他们行为的性质从劫持变为了故意杀人，而船上未参与行动的其余船员则成为了目击杀人的直接证人，如果按照原计划返航，劫持者面临抓捕和判刑的风险大大增强。

  于是，组织者刘贵夺和包德改变了计划，他们决定偷渡日本。

  用一句话可以概括：

  正是夏琦勇的死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让刘贵夺和包德等人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犯罪的不归路，也为之后的血腥杀戮拉开了序幕。

  二：李承权的臣服和刘包集团内部的分裂。

  各位朋友应该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惨案刚开始的时候，敌对的两方是以船长李承权为代表的正式船工和以刘贵夺和包德为代表的雇佣工，但随着惨案继续，李承权等人加入了刘贵夺，而刘贵夺反而和包德分裂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夏琦勇的死代表着杀戮的开始，杀戮正式开始以后，船上所有的人都处于典型的应激状态中，高度紧张和焦虑。其结果不仅表现为思维和决策的非理性，而且个人在防御心境支配之下，容易放大危险，对他人产生怀疑和恐惧。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情境中，只有两个选择：

  1、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2、加入强者，俯首称臣。

  李承权、崔勇、段志芳等人势单力薄，面对刘贵夺和包德等人处于完全弱势的一方，所以他们为求自保，只能选择向刘贵夺俯首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