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组建我国灾后心理救援队

• 他组建我国灾后心理救援队
  
  
  11年前,参与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时,吴坎坎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的一名研究生。现在,他是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
  
  “我最自豪的,就是完成了心理所前所长张侃老师的心愿,初步建立了心理援助的全国联盟和长效机制。”吴坎坎说。
  
  最近这一年,他去到四川宜宾、贵州水城等多地。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心理援助,哪里就有他。前不久,他才从四川宜宾地震灾区返回北京。
  
  当年抱着“喝喝咖啡、聊聊天就能赚钱”的美好愿望报考心理所的吴坎坎笑称,如今只做到了能经常“聊聊天”。
  
  执拗地在依然小众且相对不太主流的灾后心理援助领域里摸索,吴坎坎说,这个过程虽辛苦,但却让他倍感欣慰。
  
  第一次觉得“心理学有用”
  
  吴坎坎第一次接触灾后心理援助,是在2008年。
  
  那年,汶川地震猝不及防地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亲人。地震发生后,在时任所长张侃的推动下,心理所迅速组织心理援助工作队开赴灾区。
  
  这是一次倾心理所全所之力的行动,这也是国内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心理援助。
  
  吴坎坎的导师也在援助队伍中。他很想去灾区,就给导师发了一封申请邮件。导师认为他没有太多经验,还是等情况稳定一点后再来。2008年6月12日,在地震发生后一个月,吴坎坎来到了北川,协助心理学专家工作。
  
  那是吴坎坎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大规模的死亡,也是第一次发觉“心理学有用”,它能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甚至可以救命。
  
  对于国内的心理援助来说,2008年是个分界线。此前,心理援助活动只是零零散散地展开。汶川地震后,国内开设心理学专业的高校几乎全部派出师生前往灾区,心理援助也开始为公众所知。
  
  虽然学了多年的心理学,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对如此庞大的受灾人群,特别是丧亲家庭的悲痛欲绝,吴坎坎手足无措。
  
  他只能多看多听多学多做。“早期在灾区的工作性质类似义工,我基本什么都干过。”吴坎坎说,等真正开始开展专业的心理援助后,让他感到最难的,就是如何与援助对象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灾区内的东方汽轮机厂受灾非常严重,为保证安全,整个工厂的家属区在灾后就被封锁了,厂内职工只能在限定时间内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临时板房区去。
  
  为了迅速和这里的职工熟络,吴坎坎常去帮他们搬家,虽然每天都累得全身酸痛,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东方汽轮机厂职工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攻克了工作中最大的难关。
  
  吴坎坎持续在四川绵竹和德阳待了近两年的时间。此后,他的脚步一路追随着灾难发生的足迹,走到了玉树、舟曲、盈江、彝良等十几个灾区。
  
  点滴摸索成就专业规范
  
  11年前的那场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吴坎坎。
  
  毕业后,吴坎坎留在心理所工作,成为全国极少数的全职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人员。当年一起读心理学硕士的40多个同学,只有他留在了灾后心理援助领域。
  
  沿着张侃所长及前辈的脚步,吴坎坎开始思索如何将灾后心理援助做得更专业。
  
  在汶川地震期间,全国心理学专业师生蜂拥而至,但由于经验不足,发生过频繁“骚扰”灾区民众、揭伤疤等事件。
  
  “我们最开始也不太懂,往往就是拿着评估工具走访群众,比如你家里有没有亲人去世之类的。”吴坎坎说,但这种揭伤疤的做法适得其反,“甚至当时有种说法叫‘防火防盗防心理’”。
  
  “我们现在就不会拿着问卷去了,而是将其默记在心里,在建立关系后,等待访谈对象主动敞开心扉。”吴坎坎说。
  
  这么多年心理援助工作中,吴坎坎一直难以忘记的,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这个女孩因受惊吓变得自闭、不爱说话。在心理援助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她逐渐变得开朗,并成为小志愿者的组长。
  
  “等我们离开时,她追着我们的车跑了很远。”吴坎坎说,当时的他感动又心疼。他意识到,太过亲密的关系给孩子们带来的二次心理伤害同样不容忽视。
  
  “对孩子来说,如果志愿者、心理咨询师与他们太过亲密,孩子就会特别喜欢黏着你,感觉你能替代他们已经去世的亲人。但实际上,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服务时间再长,也终究是要走的。”吴坎坎说,“所以后来我们在与孩子们相处时,就会注意自己的身份,也会告诉孩子我们会离开的时间,让他们慢慢接受,避免造成二次伤害。”